年輕時讀《楚辭》，最愛「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年紀漸長，閱歷日增，漸能體會屈原以高亢聲調唱出「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的深衷，乃至杜甫、李白、蘇東坡等大文豪的浪跡天涯、瀟灑自在。

事實上，早在《詩經》時代就已出現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即是成語「人言可畏」的出處。最近重讀韓愈〈原毀〉，對於韓愈提出毀謗的根源乃「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結尾更語重心長指出：「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益發有感。

近日得中研院友人晉龍兄分享上課感言，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言論，特徵得同意轉錄如下，以饗知者：

中文系出身的人也很容易陷入「好人」與「壞人」、「善人」與「惡人」、「聖人」與「佞人」等，「聖佞」、「善惡」或「好壞」的二分法中，總是把對方想像成不是「好人」一類就是「惡人」一類，忘記了好人、善人、聖人和壞人、惡人、佞人都只是兩個最極端的少數，實際上最多數的是站在這兩個極端中間的「常人」或「凡人」，「常人」或「凡人」就是擁有七情六慾的正常人，這類多數的正常人表現的實際狀況，就是具備有：寧死不吃虧，拼命佔便宜；偶爾犯個過，打死不認錯；只關注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不在乎是否侵犯別人權益；希望自己比別人好，嫉妒別人比自己好；對別人用高標準，對自己用低標準等等「特質」的人，這其實都是我們一般人經常出現的「常態」。

但中文系唸久了，聖賢書讀多了，就會遺忘現實的世界，於是不知不覺就把所有遇到的人莫名其妙的「神聖化」或「惡佞化」，好像世界上的人不是「聖人善人好人」就是「惡人佞人壞人」，久而久之連自己經常表現的「常人」狀態是怎麼一回事，也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因此也就同樣不知不覺莫名其妙的以為「常人」已經消失在世界上了，於是一聽到或遇到「常人」，還以為是個已經消失或新發現的品種，必需重新去翻撿「訓詁」書或重新加以定義，纔能喚醒記憶或瞭解實際。

在此種心中僅有「善惡聖賢」的判斷而無「正常」存在的前提下，在面對研究及待人處事之際，當然也就無法有效正確的判斷何種行為是「既不善也不惡」的正常人的「正常」行為，於是面對任何人和事都僅會用兩個「極端」當作篩選的前提，將「特例」普遍化為「常態」，如此一來不僅會冤枉「常人」，而且還會讓自己嚴重「受傷」，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是「常人」的世界，好人、善人、聖人等都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境界；壞人、惡人、佞人等則是我們要避免「墮落」的狀態，然而竟然有許多人把本來做為「理想境界」的要求，當做所有人必須遵循的普遍性要求，這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是不是有必要認真地想一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