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為了凸顯自己的藝術自主性，經常刻意與所處理的題材保持一種客觀、中性的「美學距離」，也有意或無意地將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去政治化」。二十世紀的愛爾蘭是全球政治、種族、語言、宗教衝突最激烈的地區之一。生活在這樣的情境之中，愛爾蘭的作家面臨政治干預與藝術獨立的兩難抉擇，反而展現出更多元的藝術表現風貌。世紀初的葉慈，創立愛爾比劇場，回到古老的塞爾提克文化傳統，創造新的愛爾蘭認同。喬伊斯則走國際路線，透過現代主義的旗幟，偷渡愛爾蘭文化精神。兩位世紀文壇大師，高唱藝術自主的同時，也不忘以迂迴的方式，介入、回應或批判愛爾蘭的政治。七零年代，北愛的劇作家傅利爾延續此一傳統，稟持有機知識份子的良知，也在他的藝術創作中，探討殖民情境下的人民，如何掙扎於生存與尊嚴、奴役與自由之間，如何彰顯不公不義的體制暴力下的普世人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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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爾出生北愛邊界鄰近愛爾蘭共和國的德瑞城。1968年起，北愛的兩大城市，貝爾法斯特和德瑞爆發大規模的民權運動示威遊行，這也就是俗稱「麻煩」（the Troubles）的開始。

愛爾蘭裔的天主教徒與英國裔的英國國教徒在兩地發生激烈的衝突，雙方互以暴力相向，英國政府派兵介入，反而引起更嚴重的死傷。1972年1月30日星期天在德瑞城，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示威百姓開槍，造成13位平民死亡，引起軒然大波，史稱「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

參加示威的傅利爾，因著強烈的感情衝擊，於是一改以往不介入政治的態度，第一次以政治事件當作創作題材，創作了《榮譽市民》(Freedom of the City)這個劇本，並在1973年於都柏林的愛爾比劇場首演，也在倫敦紐約演出，但被批評為立場偏愛爾蘭共和軍，單方面批判英國軍方，是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宣傳樣本，有為恐怖主義背書之嫌。於是早早就下了戲。但傅利爾辯稱，此劇非關「血腥星期日」，它是一部探討貧窮問題的創作。但撇開這個說詞，我們可以辯解說這個劇本是對「血腥星期日」與「魏德吉報告」（the Widergy）的直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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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構主義主張，事實真相存在於以權力結構為本的詮釋行為之上。傅利爾的《榮譽市民》書寫「血腥星期日」這個充滿殖民對立與階級仇恨的事件，更是為這個劇本的詮釋行為，提高了其政治張力。自從12世紀以來，愛爾蘭即擺脫不了英國的影響。十六世紀時，在厄爾斯特的泰隆郡的Hugh O’Neill伯爵，起來反抗英國女王伊麗沙白一世，雖取得短暫勝利，但旋即戰敗，與諸多厄爾斯特的伯爵一起被迫流亡歐洲。他們留下來的大片土地，旋即被沒收分發給大批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英國國教徒移民。這些新來的拓殖者，在厄爾斯特與德瑞等城鎮落地生根，繁衍子孫，成了北愛地區的多數族群，但也因此埋下四百年來，北愛地區族群、文化、宗教與政治衝突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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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市民》的場景就設在德瑞城，但英國國教徒稱其為「倫敦德瑞」（Londonderry），以彰顯其對該地的支配權與統治權。傅利爾選擇德瑞作為劇本事件的發生場域，別具歷史與政治意義。1689年，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被迫下台，流亡到愛爾蘭的德瑞，伺機反攻收穫失土。詹姆士二世的軍隊包圍英國在北愛的拓殖大城德瑞105天，城內的英國拓殖者因飢餓、飢荒及疾病死亡數千人。

隔年William of Orange由貫穿德瑞的Foyle大河，攻擊詹姆士二世，解了圍城之危，救出被困的英國國教徒。這個史稱Battle of the Boyne的戰役，就成了愛爾蘭戰敗的戳記與恥辱，同時也宣告英軍完全控制北愛爾蘭的開始。德瑞本身就成了愛爾蘭與英國拓殖者及其後裔之間，緊張關係的聚焦點，這股歷史仇恨，也就成了雙方矛盾衝突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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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發生當然有其歷史因素，但真相的探索則因詮釋者立場差異，經常是南轅北轍。真相或因模擬兩可，或因無定論，反而呈現「權力」在這個真相的論述過程裡，扮演了決定者的角色。傅利爾在《榮譽市民》裡，便利用兩種不同的權力論述方式來探討真相，企圖由愛爾蘭特殊的情境下，省思宗教自由、國族認同、社會正義和人性關懷等問題。

劇本內容單純，敘述三位參加示威遊行的民眾，在警察的催淚瓦斯、水柱及塑膠子彈的攻擊中，誤闖市長辦公室，最後被勸離辦公室，但淪為包圍在外的英軍的槍下亡魂。劇本開場時，三位主角的屍體被拖下場去。換句話說，這個劇是以死亡開始，在倒序回去，檢視死亡的過程。劇本以三人為核心，對照於在市長辦公大樓外的法官、神父、法醫、軍方新聞記者、電視台記者、軍人、社會學家、街頭藝人等分別對這個事件提出評論看法。

傅利爾的敘述策略很明確，他採用雙重論述並置的手法，將市政廳外代表公共空間論述的各行各業代表，與市政廳內代表平民百姓的私人空間論述，互相排比，讓觀眾透過這對照式的劇情呈現，來為自己所見的事件之再現，提出自己的判斷。而這種對照手法，也非機械式並置而已，事實上，傅利爾利用布列希特的戲劇疏離效果（alienation），彰顯劇中人物與觀看著之間認知的落差，來凸顯其戲劇張力與政治意圖。

北愛的特殊歷史情境，把生活在同一個空間的人民，分割成兩個互相隔離互相仇視的社群。英國殖民政府所掌控的公共空間體制力量，滲透到愛爾蘭民眾的私領域生活，並左右了他們的生死。後殖民的論述，強調反抗的力量，但也不忘批判殖民意識深入民眾日常生活，使得被殖民者的國族與文化認同產生分裂的現象。《榮譽市民》也驗證薩伊德、巴霸、史畢娃等殖民理論批判。

公共空間的論述，代表一種理性、科學的客觀事實。但這種標榜理性、進步、啟蒙的思維，骨子裡卻充滿殖民權力的高傲。《榮譽市民》把這些代表公共論述的人粗分五類：法律、宗教、媒體、學者、民間藝人。

第一類代表是法官。他是殖民政權與軍警所支撐的台面上人物。劇本裡，英國法官告訴警察說：”We are not conducting a social survey.” (Friel 108)。他先入為主認定市政廳裡的三人是武裝的恐怖份子，他宣稱他的工作是 “it is essentially a fact-finding exercise” (Friel 109)。這是發現事實的執行過程，非關道德，當然也與抗議者的動機訴求無關，它只是誰非法集會，誰先開槍的問題。這樣的態度呼應了「魏德吉報告」的調查結論：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security forces acted without restraint or that their arrest force behaved punitively.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soldiers would have opened fire if they had not been fired on first.” (Friel 168)。法官假科學辦案，為殖民政權服務，為早已偏頗的立場辯解，當然只會激起更多的民怨，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激化問題的嚴重性。傅利爾是德瑞居民，參與遊行活動，站在民眾的立場，把這種情緒，自然投射到他對調查報告的不滿之上。

神職人員也扮演公共論述的代表人之一。愛爾蘭的神職人員介入政治，自有其傳統。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長春藤日＞對此一現象，多所嘲諷。傅利爾的立場也相似。劇中的神父發表了兩場講話，他首先義正嚴詞，讚揚這三人的英雄行徑：

They died for their fellow citizens. They died because they could endure no longer the injuries and injustices and indignities that have been their lot for too many years. The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so that you and I and thousands like us might be rid of that iniquitous yoke and might inherit a decent way of life. And if that is not heroic virtue, then the word sanctity has no meaning (Friel 125).

但這樣的立場受到殖民政權的壓力，便立即轉向。第二場演說反過來批評這三人是受到共產黨思想蠱惑。原先把殖民統治比喻是 “iniquitous yoke”，現也改變說詞，將之淡化為 “certain imperfections in our society”(Friel 156)。最後甚至於說，這場和平示威遊行，因為某些 “evil elements” 的介入而走調，釀成悲劇。神父為殖民政權說項，反而調過頭來批評愛爾蘭民眾。愛爾蘭神父效忠義大利羅馬教皇，教會利益高於愛爾蘭利益，這個保守的立場，向來是民族主義人士批判的對象。傅利爾也不忘在劇中補上一筆。

第三是媒體。代表人物是愛爾蘭電視台記者和軍方報紙記者。新聞報導一貫煽情與捕風捉影。電視台記者根據非經證實的報導，說恐怖份子是來自天主教Bogside社區的武裝暴徒，共有 50名，並把整個事件比喻為the fall of the Bastille (Friel 118)。軍方記者則報導有40名暴徒，而街頭的民謠歌手則宣稱有100名愛爾蘭英雄攻佔市政廳。這種街頭流言，加上媒體的煽風點火，讓整個民意沸騰，但無助於真相大白。有趣的是，媒體所描繪的暴徒形象，與街頭民眾的感受，形成了意識上的落差，使得事實真相更加撲朔迷離。

第四是學者代表。來自美國的社會學家Dodds。Jent說他是劇本裡傅利爾的代理人（Jent 575）。傅利爾根據Oscar Lewis的著作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假Dodds之口，探討所謂的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貧窮具有世襲性，因為小孩子六、七歲後就在心理上接受了貧窮的價值觀，因此無法在變遷的世界裡，掌握機會，改變自己的人生。 因此， “People with a culture of poverty are provincial and locally orientated and have very little sense of history (Friel 111)。Dodds 對著觀眾大談貧窮的成因與現象。他維持一個客觀的立場，解釋貧窮的社會性，可謂冷眼旁觀，一貫學者口吻，不介入的態度，以學術研究包裝自己的冷漠。傅利爾以其當代言人，恐怕反諷的意味強過立場的直接表白。事實上，貧窮問題與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互相揪葛，絕非單純可用來解釋民眾走上街頭的原因。

第五是街頭藝人。對照於法官等政府威權的代表，街頭藝人反應的是另一種普羅的聲音。他的兩首民謠唱曲表達了民族主義的傳統訴求。第一首：

Three cheers and then three cheers again for Ireland one and free,
For civil rights and unity, Tone, Pearce and Connolly.
The Mayor of Derry City is an Irishman once more.
So let’s celebrate our victory and let Irish whiskey pour (Friel 118).

Tone是著名的1798年的革命英雄，他追求一個獨立的愛爾蘭國家。Pearce追求一個天主教、說蓋爾語的國家。Connolly追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共同的目標是：Ireland one and free。

第二首街頭藝人讚揚市政廳內的三人是「志願者」（Volunteers）。

Who gave their lives for their ideal—Mother Ireland, one and free.
They join the lines of long-gone heroes, England’s victims, one and all.
We have their memory still to guide us; we have their courage to recall (Friel 148).
「志願者」一詞在愛爾蘭革命史裡具有特別意義。愛爾蘭共和軍（IRA）稱他們的激進會員為「志願者」。這些革命志士的英雄行徑成了愛爾蘭人民共同的記憶。街頭藝人透過歌聲，傳唱這些民族不朽的事蹟，延續革命的香火。

以上五種公共空間裡的不同論述，形塑並銓釋了整個事件的風貌與意義。但是事件的當事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個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傅利爾到底想要從三人中，呈現怎樣的意義與立場？劇本的第二幕，Michael, Skinner, Lily三人直接對著觀眾講話，描述自己死前的最後一刻。這三人做為中心人物，表現了三種不同的被殖民者生活與思想。

第一位是Michael。他稟持中產階級心態，篤信甘地的非暴力信仰，相信透過和平的示威，和當權著協商，可以為自己爭取到一個像樣的工作機會，和一個溫馨的家。他過於天真地以為殖民者不會開槍，反而會施捨他自由，因此相信這是個「悲劇的誤會」（Grath 102），最後懷抱訝異而死。

第二位是Skinner，他維持自己在體制外的立場，以尖酸的口吻，嘲諷當權者。他不信權威，寧願當無業遊民。他說：“the poor are always overcharged “(Friel 150)。殖民政權只讓你溫飽，不讓你有機會站起來作怪(Friel 154)。但就是如此，貧窮的大眾，參加遊行，雖是睡夢中的騷動，但叫執政者寢食難安 (Friel 154)。他鼓動Lily追求自己的權力，他和Michael爭辯抗爭路線，但早已預知自己的死亡，他說“So I died, as I lived, in defensive flippancy” (Friel 150)。

不像前兩位，對政治立場與主張，能夠侃侃而談。第三位是Lily。42歲的清潔工人，屈居在一間倉庫改裝的陋室，養了11個小孩，和一個職場受傷賦閒在家的先生。她是社會學家口中貧窮文化的代表（Jent 581）。只能追求眼前的餬口生存之急，無法因為外來的變化，遑論掌握機會，創造有利於自己的改變。Lily生活的窘境，與市政廳內的豪華裝潢，形成強烈對比。她為自己家中一個智障的小孩出來參加遊行，展現一個母親之愛，超越政治的藩籬，凸顯人性的基本卑微訴求，可惜在政治抗爭的憤怒與囂聲，她的訴求被淹沒了。

簡言之，《榮譽市民》這個劇本，透過兩種不同的論述，回頭探究北愛兩大族群的歷史恩怨，殖民主義帶來分裂與貧窮，分裂的市民，互相仇視，埋下衝突的種子，數百年來，解不開的結。傅利爾的劇本，探討語言與權力論述的力量，彰顯個人自由與體制控制的對抗，不論是與執政者唱和，或與之唱反調，最終的關懷仍須回到普世人性的訴求。科學詮釋，官方論述，政治立場，不能取代平民大眾對生活與尊嚴的維護與追求。這是傅利爾給我們的啟示。

※  本文同步刊登於莊坤良部落格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an Friel (校外使用，請設定校外連線)

◎ Brian Friel, Ireland, and the North(校外使用，請設定校外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