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人魯迅 (1881-1936) 有一隻尖酸辛辣的筆，他針貶中國人的民族病，寫了一篇《阿Q正傳》，引起廣大迴響。他筆下刻畫的小人物阿Q，鮮活無比，令人捧腹，令人嫌惡，令人同情，令人不恥。阿Q以「精神勝利法」來面對日常生活與時代變局，再現了中國人奴性的心理狀態。阿Q成了中文語彙裡「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同義詞。

魯迅的寫作心情，應該是恨鐵不成鋼的。清朝中葉後，中國人受到列強的半殖民壓迫，外加清政府的腐敗，人民在內外交逼的窘境下，苟延殘存。面對遇強權欺壓，國家不像國家，人民不像人民，魯迅心痛，藉小人物阿Q的自輕自賤，來進行中國文化的病理分析，希望透過心靈的革命，來實踐他救國救民的大業。

魯迅對人性陰暗面的觀察，特別敏銳。他小說裡的阿Q，遇事則縮，碰到困難則自我安慰。阿Q的處世態度，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小說中，阿Q被趙太爺修理，就在心理說「兒子打老子」，把威風的趙太爺想像成自己的兒子，彷彿自己比趙太爺高人一等，就得意起來了。阿Q賭輸錢被揍，便用自己的手打嘴巴，彷彿打的是另外一個人，心理頓時有一種得勝的感覺。阿Q無故被趙太爺的兒子打，但他善用「忘卻」這一件中國人祖傳的寶貝。遺忘恥辱，精神反而輕鬆起來。

阿Q凡事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傾向，讓自己的真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久了，就像吃鴉片一樣，到頭來從身體到心理都麻痺了。人一旦內化了這種防禦機制，那就像在自己的心裡養了一位警察，隨時查閱自己的行為，是否有觸犯到上位者或強權者，並以他人的喜怒作為自己行為準則，不敢逾越。也就是當順民，在心理上被殖民了，這也是中國人奴隸性的根源。

阿Q見了比自己優勢的大官，兩腿關節寬鬆，就跪了下去。這種自然的反應，正是這種被殖民的意識型態滲透到骨子裡的表現。小說中，趙太爺的兒子在城裡沾了點洋學堂的新潮風氣，剪掉辮子。但還是個「假洋鬼子」，因為他還裝了一條假辮子，十足的騎牆派。「假洋鬼子」看到比自己弱勢的阿Q當然不放過，必然要逞逞自己權力的威風。革命黨來了，阿Q就像許多無知的百姓，對革命黨的造反，「深惡而痛絕之」。但革命風起，他又急切要加入革命行列，因被排擠不得其門。最後被誤為強匪，但卻因無知，不知死將臨頭，還不斷安慰自己，逞英雄裝好漢。最後一刻，才記得要喊救命，但一切都太遲了。

這個故事，說得理直氣壯，但讀者卻讀得冷汗直流。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不能自覺自己的真實處境，而且不能在心理上走出自我催眠的狀態，那該是多麼危險的事。魯迅以小說諷喻中國人的病態文化心理，鞭闢入裡，讀來痛快。

在愛爾蘭，與魯迅相差一年生的作家喬伊斯（1882-1941），也採取類似魯迅一樣的敘述策略來批判愛爾蘭的殖民情境。他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可以看作是一部愛爾蘭的文化病理學。喬伊斯看到愛爾蘭人民在英國的殖民統治底下，人民在扭曲的殖民教育下所表現出的心理麻痺的狀態，乃提筆為文批判。

愛爾蘭人的麻痺表現在宗教信仰、文化活動、和政治衝突裡。小說第一篇＜兩姊妹＞說的是神父中風、麻痺、死亡的故事。神職人員不能領導信眾，自己反而犯了不可寬恕的罪，必須尋求告解，這個錯亂成了愛爾蘭宗教最大反諷。＜恩典＞這個短篇裡，酗酒的神父主持彌撒，講道詞處處迎合商人的口味。看不見宗教作為淨化人心提升性靈的教化功能。

二十世紀初起，伴隨著殖民政府的統治，愛爾蘭民族主義也跟著崛起。但是喬伊斯看到這個狂熱運動背後的墮落，甘冒犯眾怒，直言批評。例如，在＜母親＞裡，他舉民族主義人士的文藝復興運動，方向錯誤，參與的人只想藉此謀取私利。從舉辦活動的人，到參與演出的藝術家，各有盤算，未能同心，當然效率不彰。殖民統治當然有政治的介入。喬伊斯看到不是政治家聯合為愛爾蘭人民爭取權益，他看到的是政客們各謀己利的分裂立場。在＜會議室裡的長春藤日＞這個短篇，眾人在追悼愛爾蘭的無冕王巴奈爾之死，但多數人有口無心，虛應故事，就像將熄的碳火，看不到火光熱情。大家在相互取暖的溫室裡，沈溺於麻痺的無感。另在＜賽車之後＞裡，喬伊斯則更直接批判愛爾蘭人民，甘做「心存感激的被壓迫者」(the gratefully oppressed)。一味迎合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忘了自己的民族尊嚴與獨立。

喬伊斯在這些外在的文化、政治、宗教活動中，看到愛爾蘭人的沈淪，當然痛心。中但令他更悲痛的是，這種麻痺的「無痛之痛」早已滲透到一般人民的心裡和日常生活裡。＜伊芙琳＞中的女主角面臨出走的抉擇，卻僵在碼頭，無法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選擇，只能在原來的環境中浮沈。＜護花使者＞裡，兩位遊手好閒的愛爾蘭青年，以壓榨自己的女性同胞身體來取得娛樂酒錢，毫無羞恥之心。＜寄宿之家＞中的女主人默許女兒色誘溫馴的愛爾蘭青年，使其掉入婚姻的陷阱。＜憾事一樁＞裡，達菲先生與社會維持一個疏離狀態，他的絕對理性自我要求，使他的人格陷於分裂。希尼可夫人因他而死，但他卻麻痺不動感情，像一尊冰冷的石頭雕像。＜對比＞中，麻醉於酒精的父親，在外受到挫折，只能回家打小孩。＜一抹微雲＞裡，被困在愛爾蘭土地與不愉快婚姻裡的錢德樂，只能把怒氣發在無辜的小嬰兒身上。＜泥土＞裡，瑪麗亞未婚，終生為人服務，但到頭來只能在修道院度餘生。她只能蒙著眼睛，自欺欺人，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運。

愛爾蘭受英國殖民統治。喬伊斯採取迂迴諷喻的策略，針砭愛爾蘭的殖民麻木問題。他說他在書寫一部愛爾蘭人的道德史。他希望他的書是一面鏡子，可以讓愛爾蘭人照見自己的真面目，藉此喚醒愛爾蘭人的民族良知。從這點來看，魯迅和喬伊斯倒是很接近，同樣尖酸諷喻，同樣是恨鐵不成鋼，同樣希望能給麻痺的同胞，一個當頭棒喝，以期能夠透過心靈的改造，創造一個全新的民族靈魂。閱讀《都柏林人》與《阿Q正傳》，我們彷彿看見東西兩位大文豪，手執明亮的手術刀，解剖、清理、消毒、診治生病的軀體，但期自己的民族重生。

※  本文同步刊登於莊坤良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