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結構」與人類文化 －－從李維史陀的文化結構觀談起 (I)

作者：李建緯老師 / 歷史文物研究所

第一節　結構主義簡介

（一）什麼是「結構」？

自然界多是由特定的結構組成，龐大如星系、星球，微小如人體細胞，甚至DNA都是呈現出系統化的結構形式【圖1】。若無結構組織，則所有的物質、訊息通通會散成一團，無法有效的發揮作用：人體若無骨架、組織間若無器官結構，就會變成一團爛肉，無法行動；即便是人造物如房屋也是要先蓋鋼筋骨架，才能築牆。

就自然界本質來說，雖然它都以某種結構存在，但是這結構原本並未被貼上名稱或標籤，因此它是一個不分明的連續狀態。但是，在人類的文化世界中，當我們要進入自然、認識自然之前，我們必需先對它命名，否則我們無法瞭解其訊息的意涵何在，也由於「名稱」的出現與使用而將這一條連續線被斬斷成無數的片段－－我們賦與自然現象定義名確的名字【圖2】，因此這個文化世界是一個「分別識」的世界，但實際上原生自然界是「綿延」的，就如同禪宗所說未進入分別識之前的物我交融狀態。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認為人類最初要去掌握這些現象，因此透過命名去讓自然界更明朗，使得我們能以類似的經驗處理變化多端的現象與事物，不致於因為每一件遭遇到的事物都變成新的經驗而受困。因此，「命名」與「分類」是人類文化產生結構的主因。我們刻意去區分自然、去分類、命名，這與自然界混淆的本質互相矛盾。當人們發現自然現象不受控制，出現了模擬兩可、無法分類的事物時便會產生恐懼、焦慮、苦惱或崇拜，這些事物若非被看成禁忌對象，就是被視為具神聖性之物，如分娩、死亡現象、或是一些被稱為是神獸的龍（各種動物的局部合體）、人面獅身…等。因此，分類與命名讓我們對未知的現象感到安心，也將各種現象編派、歸檔，讓自然產生意義，這就是「原生自然界」成為「人文化世界」之因。結構主義認為世界的秩序已經存在了，而這種秩序讓世界各元素各適其位，讓我們見下表：

相信讀者看到問號處，心中自然會填入4與8的答案；又或者是如下表：

答案已呼之欲出，即4與32。從這種邏輯來看，結構就是相信秩序是存在的；而且不僅僅是數學，連文化都有其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存在某種模式，通過這種模式可以理解不同因素之間相互起作用的各種關係，並把事物間的相互關係概念化。而結構主義也相信單一元素是無法驅動意義，任何事物唯有在系統整體中才能獲得意義，也就是上表格子中，若無黑色字體的數字圍繞，則這種秩序與關係無從發生。

原本西方在浪漫主義前對世界的概念是有機（organic）結構，但在工業化以後這種結構轉變成為機械，如世界是一部機器、而人是螺絲…等。這樣的想法自然影響了語言學和結構主義的看法。結構主義學者將人類語言、文化和社會看作具有結構性事物，並對其進行研究：結構內各項要素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若要分析烹飪（或經濟、親戚關係、服裝時尚等），就要檢驗其構成諸要素間的關係，它們之間的差異、交流和替代，而語言更是所有各種符號最終的基本模型。對結構主義者而言，所有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運作模式都類似語言結構。

就此來看，結構認為任何意義都不能忽視它的載體所在的脈絡（context），因為所有意義都產生自關係，而每個元素都因為與其他的元素的牽制而衍生出意義。因此，結構主義通常將它分析的對象通稱為「文本」（text）。

（二）結構主義思想來源

當結構主義正式出現於1950、60年代時，它並非出現在哲學或美學理論，而是從語言學與人類學發展而來。其中，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更居首要地位。 [1]若再往上溯，則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以及俄國的形式主義是其直接源頭，這方面已有許多研究提及，本文暫不論；至於另一位經常被忽視的是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他對於神聖、世俗的二元結構概念，以及對於原始宗教的圖騰制度的考察，實際上也影響了李維史陀人類學的形式觀點。

涂爾幹在《神聖與世俗》中提出人類社會將生活環境區隔出一個特定區域，使之成為神聖區域，與其他世俗事物分離開來，而達到建立社會秩序與規範、整合社群的目的。他後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5）中主張，僅管世界上的宗教採取形式各不相同，但它們之間實可互為類比，都具同樣的客觀意義，並執行著同樣的功能。涂爾幹之所以從原始社會宗教研究，是因為它們是宗教中最簡化形式，而不像後起的宗教加入許多複雜儀式、神學或群體等歧異。涂爾幹相信，我們可以透過最小單位或最簡單的要素來瞭解最複雜的現象（宗教亦不例外），正如同單細胞生物的發現讓人類對生命的看法改變。對他來說，宗教不僅是以若干概念使已經形成的人類智力更加豐富，它更促進了智力本身的形成。人類有賴由宗教不只是大量知識的素材，還有構成這些知識的形式。

[2]因此 ，涂爾幹對於神聖、世俗的二元觀，以及他觀察到原始宗教在其圖騰系統上所建構的世界觀與分類系統，這種相信文化能被分類、普遍化以及抽繹為系統的論點，不僅影響了涂爾幹的姪子馬塞‧摩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更間接啟發了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中的文化系統觀。

[1] 過去的人類學是殖民者在殖民地蒐集奇特而陌生的材料，並在分類、綜合、展示之中發展起來的學科；二十世紀以後仍以田野調查、民族誌等方式記錄與研究。總之，人類學是以實證與歸納的客觀態度進行文化的比較與研究。至於結構人類學家，則將這種將客觀性擺在人類的語言與神話結構上。

[2]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年，頁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