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一般而言都具有故事性，剛好吻合了劇情影片對故事需求的條件，自然而然，一般電影遂經常在小說中尋找拍攝題材，小說改編成電影的現像幾乎是跟著電影的歷史一起發展過來的，特別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好萊塢黃金年代，把文學名著搬上銀幕一時蔚為風氣，十分盛行，從十九世紀的一些經典小說如《紅與黑》、《咆哮山莊》或《包法利夫人》到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作家海明威當紅時的一些小說作品如《戰地春夢》、《太陽依舊上升》或甚至《老人與海》等，紛紛改拍成電影走上銀幕與世人見面。

六七十年代彷彿所有文學名著已被拍盡，好萊塢的風向突然轉向當代的一些通俗小說，比如像《畢業生》、《教父》、《飛越杜鵑窩》·········等等，不勝枚舉，但到了八十年代，某些二十世紀作家寫的小說作品突然又吸引住電影導演的注意，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由英國導演大衛連因為拍攝《印度之旅》一片所掀起的E.M.佛斯特熱潮，他畢生六部長篇小說除上述《印度之旅》外，從《窗外有藍天》到《此情可問天》也都紛紛搬上銀幕，且大多博得相當好評，這股熱潮彷彿是五十年代那股海明威熱潮的再現。

    這使我們連想到，把風行的小說改拍成電影似乎是影片製作的一條可靠成規，尋找現成的熱門題材除了省事方便之外，經常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票房豐收，有時也可能反過來促進小說的銷路，比如近時所拍攝熱門小說改編的片子《玫瑰的名字》或《達文西密碼》，就是最好的例子。遺憾的是，我們看過許多文學名著改拍成電影失敗的例子，有的甚至慘不忍睹，比如近年來的《追憶似水年華》或《布頓柏魯克世家》就是最典型的失敗例子，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一本生動精彩的小說搬上銀幕之後，往往並不見得相等的生動精彩，為什麼有很多文學名著改拍成電影之後不但觀來索然無味，甚至感覺格格不入? 而一些通俗不起眼的小說反而可以拍成不但趣味盎然甚至深具藝術水平的電影? 我想有某些理由可以說明這個現象。

首先我們要考慮到小說的題材和形式的問題，當然同時也要考慮導演本身的詮釋能力和表現才華的問題，有一些表現形式特出且寫作風格特殊的小說要搬上銀幕，轉換成影像形式，通常來說是相當困難的，譬如像《尤利西斯》或《追憶似水年華》這類充分發揮意識流的小說就絕對不適合改拍成電影。

    其實，小說改拍成電影，導演的詮釋角度和拍攝方法才是真正重要的關鍵所在，柏格曼認為文學和電影在形式上無法互通，但我認為小說改編成電影基本上應該不是形式互通的問題，歸結起來，主要還是在詮釋的方式上面：如何運用不同形式去詮釋相同的意念。

美國導演柯波拉改編自康拉德小說《黑暗的心》而來的《現代啟示錄》一片，似乎最能解釋這個情況，導演取用越戰背景為題材去詮釋康拉德的十九世紀非洲背景，並在影像風格上大肆渲染著墨，能於借用康拉德的簡單故事之餘，披上華麗外衣，展現相同意念，則成為一部精彩絕倫的好看影片了。

我認為維斯康堤在改編湯瑪斯曼的《魂斷威尼斯》方面，也是由於詮釋方式得當，加上絢爛迷人的影像風格，而成為一部成功的文學名著改編的片子。

    電影導演對所改編原著小說的詮釋方式反映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如何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夫，其實，從事電影創作，不論題材取自小說或戲劇，或任何來源，貴在能夠把看似陳腐或平淡無奇的事物轉化成新鮮超俗的藝術形式，因此，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最見本領之處，莫過於能夠美化所借用之物，把陳腐平淡的題材轉化成富有至高意義的電影藝術形式，此乃富有創造力導演的最佳考驗，總的說來，終究還是創造力和表現能力的問題了，張藝謀從小說《妻妾成群》所改編而成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一片即是一至佳例證。